宁波籍著名作家、革命烈士应修人研究

课题来源：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课题名称、编号：_宁波籍著名作家、革命烈士应修人研究_G12―GJ07_

负责人姓名：_____刘桂萍___________

研究期限：2012年4月-2013年3月

成果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一、湖畔诗人应修人的诗歌观

本成果对应修人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对应修人的诗歌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与评价，肯定了应修人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进而揭示出应修人在“五四”新诗坛的历史地位，在中国现代社会革命和文化转型做出的贡献及其典型意义。填补了应修人研究在诗论方面的学术空白，对于深化中国现代诗歌史和“”五四”诗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其主要创新性和突破点在于：

认为应修人形成了“自由诗本体”诗歌观。一是认为情思是无限制的，自由的，主张新诗要自由表达主体真挚的情思，不能以形式摧残情思；二是提倡诗歌必须有含蓄隽永的诗味，反对浅白直露和散文化；三是提倡诗歌的音韵美，主张自然押韵，反对诗歌创作不顾音韵而不顾。这些诗歌观念，显示了应修人对于诗歌本体内在品质的把握和坚守，是对现代诗学观的补充和丰富，对于理解湖畔诗人的创作有重要意义。

中国现代诗歌史表明，中国早期白话诗人，大都既是诗人，又是诗学家。众所周知，胡适、朱自清、俞平伯、刘大白、康白情、郭沫若等等，都为中国新诗理论的建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其实，应修人也是这样一个诗人。虽然他没有撰写过专门的诗论文章，但他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他对诗歌的看法，散见于他的日记和与友人的通信中。他在致周作人、潘漠华等人的信中，对诗歌发表了许多独特见解，尤其是1922年4月20日下午致潘漠华的信和1922年7月31日致周作人的信，可以说是应修人的诗学论文，显示了应修人的诗歌观。事实上，它不仅是应修人自己创作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切实地指导了湖畔诗人的创作。应修人是湖畔诗社的发起者和领头人，创作了风格独特的新诗，并先后与湖畔诗人出版了《湖畔》和《春的歌集》两部诗歌合集，给中国新诗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为中国白话新诗的创建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诗歌都是由应修人编辑――有的是由他修改的，有的是他提出了修改意见，由作者自己修改的――最后定稿――出版的，应该说，这是应修人诗歌观的一种艺术实践。然而，至今学术界对他的诗学观还缺乏认识。本文试图对此展开一些探讨，以期深化对现代新诗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把握应修人乃至湖畔诗人的诗歌创作，理解应修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的重要贡献。

白话新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锋和重镇，如何使诗歌艺术从旧体诗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以崭新的姿态和形式呈现出来，是早期白话诗人急于解决的问题，各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修人感应着这种时代潮流，对新诗体的建构，

首先提出了“情思自由表达说”。这是应修人现代诗学观的一个主要方面。

在“五四”白话新诗体的建构初期，在胡适“作诗如作文”的白话诗歌观点主导下，自由体新诗的创作被高扬着。尤其是郭沫若走得更远，提倡以绝端的自由彻底地摆脱传统的束缚。然而，正是在这种探索的过程中，白话新诗直露浅白与散文化的弊端就随之而来，并且日益成为新诗发展的致命伤。在这里，应修人鲜明地反对这种不良倾向，提倡诗歌必须有含蓄隽永的诗味。这是应修人诗歌观的又一个重要的方面。

当时，许多人都混淆了新诗应有的文体特征，许多人误以为散文也是诗歌，而散文诗也是散文，二者混淆起来。这是导致白话新诗浅白直露和散文化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诗就是诗，它与散文和小说都不一样，即使是艺术散文与诗歌也是迥然有别。应修人将他们明确地区别开来了。应修人是坚决反对诗歌直露浅白和散文化的偏向的。

在早期白话诗创建的时期，新诗创作者为了显示与旧体诗的不同，大都以自由为是，多数都不押韵，因此白话新诗大多韵律美较弱。韵律美是诗歌一个重要的艺术品质，诗歌失去了韵律美，其艺术质量也要打些折扣。应修人比较早地发现和批判了这种偏向。他不仅自己的诗歌创作讲究押韵，而且倡导人们在新诗创作中灵活地运用的韵律，这在新诗创作中是十分有意义的。

应修人是一个有着明确的民族新诗体意识的新诗人。在白话诗开创的初期，文学革命的先驱们多数只是急迫的希望打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因此存在着一种迷失文学本体特质的弊端。初期白话诗作为文学革命的先锋，急于从古典诗词中解放出来，走出一条新路，大都盲目地否定传统诗歌艺术的一切，显然存在很多偏颇。当然，文学革命者主张以白话做诗是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自然有很强的社会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他们不是主张极度的散文化，就是主张直露无遗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过度形式化主张和极端的情感宣泄，使白话新诗一开始就显得底气不足，韵味轻薄。在这种情势中，只有刘大白等少数几个诗人忠实于诗歌艺术，很快就从那种歧路中走出来，对新诗提出不同的看法，以纠正其偏失。这些人往往走过来一段诗歌创作之路，对诗歌的艺术本质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因此能够在提倡白话自由诗的同时，对新诗本体艺术予以探索和阐发，使新诗得以回归正路。应修人就是这少数几个人中很突出的一个。他学过旧体诗，又深受新诗的影响，1920年开始发表新诗，对新诗的弊端有深切的认识，引起了他的探索，从而形成了他对诗歌的独特见解。他强调在诗歌创作中自由表达主体情思，但他又反对一味散文化，反对浅白直露，强调诗歌的韵味，主张诗歌的自然押韵，注重音韵美。这实际上是对于诗歌本体特征的坚守。他的这些见解，我们概括为“自由诗本体”诗歌观。这不仅直接主导了他自己的创作，而且对湖畔诗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在《湖畔》和《春的歌集》中有很强的反映。同时，对于当时新诗坛纠正欧化、浅白直露和散文化的理论偏失和创作偏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建构民族化的新诗体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新诗在1921-1922年间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自然的结合点创作态势，使新诗真正焕发出诗歌本体的艺术魅力，应该说，应修人的诗歌观产生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湖畔的清风在诗坛吹起，其重要的鼓吹者就是应修人。

二、《春的歌集》中应修人诗歌的艺术意蕴及审美取向

本成果以文学审美为视角，对应修人的《春的歌集》中的诗歌进行了研究与评价，研究了应修人诗歌创作的实践，由此可见湖畔诗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作用，填补了中国现文学史上这方面的空白，对于湖畔诗人爱情诗的研究及应修人的诗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其主要创新性和突破点在于：

徜徉在五四新文学辉煌的长廊里，一眼望去就有湖畔诗歌《春的歌集》，它以绚烂多彩的美丽画卷，让人们伫立观赏惊叹。湖畔诗人通过对湖光水色的描绘，展现了五四青年对爱情的歌颂，这些诗通过对大自然的热烈吟咏，抒写了和谐亲切的乡土气息，具有娴雅冲淡浓郁的文学风格，体现了诗人追求品格独立的精神。特别是《春的歌集》中应修人的诗，以平淡而奇美、自由而和美、明快而含蓄美、质朴而深挚美为独特的审美取向；这些诗歌的创作，蕴涵着很高的价值，显示出其起于“湖畔”，又超越“湖畔”的文学成就。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诞生了一个文学流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这就是1922年4月由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和冯雪峰等四个年轻诗人成立的湖畔诗社，他们出版了《湖畔》为代表诗集，接着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三人出版了《春的歌集》为第二本诗集。“对当时诗坛的观感一致，兴趣相同”，正是他们写诗的环境氛围与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创作中呈现出共同特点。

湖畔诗人应修人不光热心创作新诗，而且他对诗歌艺术，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独特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念。他的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首新诗。特别是《春的歌集》中应修人的诗，以追求平淡而奇美、自由而和美、明快而含蓄美、质朴而深挚美为独特的审美取向；这些诗歌的创作，蕴涵着很高的价值，显示出其起于“湖畔”，又超越“湖畔”的文学成就。

由于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应修人写出了很多烩灸人口的诗篇，由于参加革命斗争的视野的拓展，使他的诗具有了丰富的时代与社会内涵，他的诗由个体的诉求转向了反封建的斗争内容，他的新诗创作也表现为开阔的艺术思维和探究人生底蕴的人生追求。也可以说，应修人早在《春的歌集》中的诗歌，赞美自然风光，描绘乡村生活，写景写情，情景交融，借以抒发诗人内心的情感，赞美青春的美好，表现对光明的向往和幸福的追求，具有较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极高的文学价值，无论在内容上和艺术上，都为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所以说《春的歌集》中应修人的诗，很值得人们去深入探析和研究。

在《春的歌集》里，应修人的诗歌创作真正显示了他在这个诗社中的台柱和带头人作用，纵观收集在其卷二中的应修人的33首诗，可以体现出其艺术意蕴：

一是纯真爱情诗，新颖别致。爱情诗自古有之，从诗经《国风》开始，她就以辉煌的风景吸引了众多的人们，出现了很多唯美的爱情诗人。现代文学史上也有很多人们称赞的爱情诗篇，如殷夫的《别的晚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林徽因的《你是人间四月天》，冯乃超的《现在》。现代诗构筑了一个诗的色彩斑谰的世界，描写出的爱河星光灿烂。

二是牧歌田园诗，优美隽永。应修人在宁波慈城农村长大，他的诗有对田园风光吟咏，有对天真儿童童真、童趣质朴的描写,有人说应修人的诗有“返朴归真”之感，有很多诗都有牧歌情调。这些诗有不少写得清新活泼，充满青春气息，生动地层现了大自然幽雅、恬静的美，表现诗人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欣喜之情。三是思亲怀友诗，感情深挚。包括《探病去掉路上》《心慰》《一件细事》《梅雨后第一回晓游的路上要荷舜彦们吹箫》《草地之上》《中秋海夜》。这些诗歌写得感情深挚，富于情趣。有的诗写人与人的友情，《探病去的路上》、《心慰》等几首诗是写探望雪峰的病，表现了湖畔诗人之间真挚美好的情谊。

在湖畔四诗人中，应修人风格最为恬淡，朱自清曾说应修人的诗：“却嫌味谈了些”，[8]实际上最说明了他的质朴之风，但是他的诗又充满着乐观主义，对艺术更加讲究。在《春的歌集》这些诗里，农村恬淡和谐的生活，乡野男女青年的质朴爱情，亲友之间的深挚情感，通过清新简炼的意象组合，创造诗歌意境，传达出来,看似平谈,实则清新隽永。以往对应修人诗歌的这个特征作了比较多的解读和阐述，无需我们再赘言。但是，我们今天纵观起来，这些诗歌完全显现了应修人的审美取向。

（一）追求诗歌的平淡而奇美

纵观应修人这些新诗创作，他擅长于在平常的生活中发现诗性美，并经过精心的提炼，抓住富于表现力的物象构成诗意，常常在平淡爆出惊奇美。这是应修人不同于其他湖畔诗人的重要所在。这正是他对于艺术有很强烈的追求的结果。

平常中见惊异，淡雅中现奇美，使应修人的诗歌艺术高于“五四”时期的一般诗人。这种惊奇美，赋予了他的诗歌以戏剧性审美效果。

（二）追求诗歌的自由而和美

当我们对应修人的诗歌进行深入把握的时候，便可发现，他的诗歌无疑是现代自由诗，但它又不是松散无序的，而是显得很和谐，具有中国传统诗歌的某些品质，这又显示了应修人诗歌艺术的独特的艺术取向。一方面，他在诗歌形式上潜在的保留着一种旧诗词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古典美。

初期白话诗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散文化，这是胡适“作诗如作文”思想影响到结果，是诗歌走向了歧路。应修人的诗歌，现代而古典，自由而和美，具有刘大白诗歌的特点，自然显示了非同一般的价值。

（三）追求诗歌的明快而含蓄美

关于诗的合蓄性，鲁迅在这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诗人应当有丰富热烈的感情，但表现在诗中要含蓄蕴藉。鲁迅指出：“诗歌较有永久性，”因此“造语必须含蓄曲折”。胡适在论及说： “论诗的深度，有三个阶段：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由此可见，他主张诗要明白，是追求深入浅出的境界。

“五四”时期诗歌艺术中存在的另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直白浅露，一览无遗。应修人的诗歌在明快中追求含蓄，在告白中寄予韵致，显示了独特的意义。

（四）追求诗歌的质朴而深挚美

应修人的诗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质朴的叙事中表现真率的性情，在自然的表述中精心注入深挚的情感。这种叙事而抒情，质朴而深挚的艺术特征，也是他区别于一般诗人的所在。

“总的说来，应氏诗的构思大多新颖、独特、多样；诗的形式以自由体诗为多，也有格律体诗、民歌体诗；诗的语言质朴、清新，也带点天真与平实；有些诗的音韵较为和谐，节奏轻快；大都以孩子天真单纯的心灵与眼光去观照与感应生活，种种物象或生活诸象均被赋予人的爱与美的情意，使人感到新鲜、活泼、欢欣、发笑；多用抒情的、白描的、象征的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和缠绵的语调赞美可爱的人生，歌颂大自然的美，使人感悟到一种生命与青春的美与活力。”可见，应修人他以自己真率纯洁、质朴深挚、自由和美的诗风为愤怒而喧闹的“五四”新诗吹来了一缕清新活泼的凉风，显得明快而含蓄，晓畅又蕴藉，平淡而惊奇，从而彰显了白话新诗的魅力，为中国新诗做出来突出贡献。

总之，课题成果运用系统论观念，将文献考据与理论分析相结合，融诗歌理论、文本剖析于一体，研究了应修人在文学理论与诗歌创作方面的实践，展示了应修在“五四”文学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作为湖畔诗人的带头人，他们在当时的新诗创作中为“五四”新文学以至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弥补其整体研究不足的缺陷，填补应修人研究在诗歌理论与创作的空白；二、弘扬浙江文化名人的精神，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浙江文化研究，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三、有利于人们认识从小康之家甚至是上层社会出身的中国现代文化先驱、革命先烈为现代文化传播和社会政治革命的先导者的成长历程，为世俗人生之路提供启示。四是有利于深化和推进“五四”新诗以及“五四”文化传播的研究。